当我试图寻找一个恰当的词语，来概括这套沉甸甸的《学术思想评论》留给我的最深刻的阅读印象时，脑子里几乎是不加思索地跳出了“支路”这个词。当然，我不是在“词典”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而是把它和周作人那篇著名的文章《北大的支路》联系起来了。《北大的支路》是周作人为北大校庆二十三周年写的纪念文章，他说：“我觉得北大是有独特的价值的。这是什么呢，我一时也说不很清楚，只可以说他走着他自己的路，他不做人家所做的而做人家所不做的事。我觉得这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地方，这假如不能说是他唯一的正路，我也可以让步说是很重要的一条支路”。
读了这段话，自然明白了“支路”包涵着非同一般的含义，按照陈寅恪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今典”。问题在于，《学术思想评论》是否承受得起如此这般“今典”的分量。在90年代急剧变化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客观地说，《学术思想评论》不是什么风头浪尖的刊物。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置身于90年代的文化逻辑之中，就像刊名显示出来的，90年代初期盛行一时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的说法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学术”和“思想”关系的论争，正是它将“学术”与“思想”两者并置的内在动力；但另一方面，《学术思想评论》并不甘愿臣服于渐成主流的“文化逻辑”，发表一些诸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之类貌似公允、其实毫无价值的“高论”，相反，它期望通过“发表”和“出版”等更为直接的文化行为和文化事件，催生出新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意识，让“学术”有可能深刻地介入到“思想”活动之中，使得本来封闭在经院里和纸面上的思辩活动，重新开放出鲜活的社会和生命相通的多种可能。我想，这才是周作人说的：“他不做人家所做的而做人家所不做的事”。《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上孙歌的《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充分体现出这种新的“问题意识”，她将竹内好对历史的态度与本雅明相提并论：“本雅明在他的绝笔之作《关于历史的概念》中，有这样一些精彩的论述：‘过去的真正形象，只是在瞬间闪烁而现。我们只能把过去当作仅限于一次稍纵即逝的形象来把握。如果错过了可能认识它的那一瞬间，就什么都完了。……因为，面对着过去的一次性形象的，是现在；只要现在不能够自觉到这一点，那么，过去的形象就很容易消失于现在的每一瞬间’。‘确定过去的历史性关联，这并不意味着“像原本存在的那样”去认识它。它意味着抓住在危机的瞬间闪烁而出的回想。……具有在过去的遗产中点燃希望火花能力的人，只有那些深知如果敌人得胜，（死者也）会被视为危险的历史记述者’，‘他捉住了他所处时代与过去特定的一个时代相逢的局面。于是，他便为那混合着摩西的时间碎片的“眼前”──现在这一概念，奠定了基础’。本雅明并不是仅仅在表述犹太教的历史观念、危机意识；通过危机感而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这一切需要知识的支持，然而它本身却是非知识性的。换言之，这需要一种能力。当本雅明描述这一植根于犹太传统的历史哲学概念的时候，他其实也为人类提供了一条进入历史的线索；而当我阅读这一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厚重的短文时，不知为什么，竹内好的一生却迭现在这几页谈论历史观念的纸面之上。”并进而指出：“进入历史，不同于进入文献资料。进入历史，也不同于对于‘过去’的感情移植。它需要造成一种超越了知识与理性，却又包含了它们的特殊状态；那是一种使过去与现在相遇的时间感觉，一种对于未来的道德责任。在知识被日益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人们也日益习惯于为所有的问题找到正确的‘解’，而那些更为根本的、极可能无解的问题，却从网眼里被筛掉了。知识在寻找答案，学术的思维也不免在走向精细的同时走向单纯化和表面化。于是，我们也不得不时时停下脚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抓住了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气力进入历史？我们是否也染上了当年本雅明所批评的‘精神的惰性’？”进入历史的“瞬间”也是进入现实的“瞬间”。正如竹内好说的那样，没有这样的瞬间，历史不成其为历史。同样，没有这样的瞬间，学术思想也就是不成其为学术思想了。
在《学术思想评论》中，新的“思想意识”当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一种态度或立场上，而是有机地转化为具体扎实的问题研究。早在70年前，周作人就指出：“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这么些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因此他希望“中国的学人对于几方面的文化应该相当地注意，自然更应该有人去特别地研究。这是希腊、印度、阿拉伯与日本”。（《北大的支路》）直至今天，中国思想界“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状况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但我们仍然可以欣喜地发现，《学术思想评论》对现代日本思想的持续关注已经成为了它的醒目的特征。这不仅指在这本刊物上人们可以读到沟口雄三、酒井直树等日本著名学者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学者孙歌的一系列极具深度的研究日本现代思想的文章中，“日本”不再是作为与“中国”无关的“他者”而存在，也不单是在“方法”的意义上给“中国研究”以某些有益的启迪，而是在东亚乃至全球“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中，与“中国”体现出互为“镜象”的共同命运。就像三好将夫在讨论“现代日本文学”时指出的：“日本文学正像任何其它国家和区域的产品，只是当它与时空的界限相联系时，才有可能加以界定。它也许十分显而易见的是‘日本的’；但它的构成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神圣与绝对的纯而又纯。我们必须将这一点谨记在心，就是当对于西方范式必须坚持具体化和特殊化的时候”。如果把三好将夫论述中的“日本”换为“中国”，同样极具启发性。在亚洲的天空下，无论是鲁迅，还是竹内好，其思想活力的源泉当然来自于各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处境，但又并非偶然地构成了对同样的充满悖论与反抗的“现代”境遇的有力回应。
于是，我们对《学术思想评论》的自觉追求有了更多的理解。在最新一辑的刊物上，“知识共同体”的提法特别引人注目，“假如‘知识’能够成为一种立场，‘共同体’能够勾勒与此相关的空间，那么知识共同体或许可以显示出不同于它的通常意象的含义吧”。照我的理解，《学术思想评论》正是在致力于构建这样一个理想的“知识共同体”，当它在诸如“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工作伦理”这样的专题下，将海内海外、欧洲日本、现代当代等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下完成的文章“聚合”起来时，目的就是为了引发彼此抗辩的声音，达到“众声喧哗”的效果。
要始终保持这种效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周作人期望“北大的学风宁可迂阔一点，不要太漂亮、太聪明”，这样才能安心地走在“支路”上。今天如果仍然想走这条路，恐怕会付出更高的代价，放在我面前的这五辑《学术思想评论》，字号越来越小，纸张越来越薄，印刷越来越差，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例子罢了。
《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
辽宁大学出版社
